徐俊先生七十万字的大著《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以下简称《辑考》）最近由中华书局出版，在敦煌学界和古代文学研究界产生了很大反响。《辑考》对迄今为止已经公布的敦煌诗歌写本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考订，上编共写定诗集诗抄63种，诗1401首，下编收录经头卷尾及僧俗杂写中的零散诗篇524首（句）。全书共存诗1925首（句），是迄今为止最为完备的敦煌诗歌整理本，大量佚失已久的诗人诗作的发现，是唐五代诗坛的一次大规模增容。
《辑考》所整理的对象是敦煌莫高窟出土文献，因为敦煌文献大多是以写本形式残存至今的，其整理方式与一般刻本古籍的整理自然有着诸多的差异。四十年前，王重民先生以补辑《全唐诗》为出发点，曾经提出过整理《敦煌诗集》的设想方案，缺点是限制了敦煌诗歌作品以外的多重研究价值。《辑考》放弃了王重民先生的方案，采取以写本为单位的叙录加全卷校录的整理方式，将保持敦煌诗歌写本的原有形态，最大限度地显示敦煌诗歌写本所含有的研究信息作为整理工作的基本要求。把握写本的文本特征，包括写本内在的和外部的特征，如写本的装帧形式、题署方式、题记、残缺程度、同卷其它文书情况，以及相关人物事件、相关历史背景的考察，从中捕捉与诗歌写本产生、流传及其功用等方面的信息。敦煌诗歌写本的价值，一方面在于它无可替代的校勘和辑佚功用，另一方面更在于它所反映的唐五代宋初典型写本时代诗歌创作和流传的真实形态、所具有的标本意义。就此而言，《辑考》可以说是写本文献整理的一个范例。
注重写本之间关系的考察，是《辑考》的特色。特别表现在写本残断的缀接和拼合上，常常有意想不到的收获，给人以“柳暗花明”之感。如人们熟知的敦煌本《白香山诗集》（P．2492），《辑考》发现此卷之末恰与俄藏Dx．3865卷相接，经过缀合，残存于两卷首尾的白居易《盐商妇》诗完好无缺，而俄藏卷中还有李季兰、岑参等人作品，从而纠正了前人对《白香山诗集》的定名错误。
将诗歌写本和具体作品置于传世文献的背景中进行细致入微的考订，是《辑考》的又一特色。如高适的名篇《别董大》“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诗，岑仲勉先生《唐人行第录》将高适诗中的“董大”与李颀诗中的“董大庭兰”分列，谓“惟名未之详”，极为审慎。后人或以为董大即董庭兰（如刘开扬《高适诗集编年笺注》、吴汝煜等《全唐诗人名考》）。敦煌写本此诗题《别董令望》，可知董大其人实为董令望。董庭兰为房王官所昵之琴工，与高适诗中送别之董令望身份也不合，当非同一人。以上考证涉及了与《别董令望》诗有关的所有资料，并有作者明确的判断，为相关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信息。
徐俊先生立足于敦煌诗集的整理，在文献整理上追寻诗集的原始状态，同时又始终注意考察与诗集相关的文学史问题，思考其所具有的性质以及文学史意义，因此，《辑考》不单是文学史料学的重要著作，而且是寓理论探讨于考辨之中的文学史论的著作。作者在《前言》中，围绕“写本时代”诗集的特点，比较集中地表述了他对文学史问题的思考。从文人结集的历史进程看，由于书写工具和雕版印刷的发明和应用，可以区别为“写本时代”和“刻本时代”，而敦煌诗歌写本则是典型的写本时代的遗物。作者指出：“辗转传抄甚至口耳相传，是写本时代文学作品的主要传播形式，一般读者也总是以部分作品甚至单篇作品为单位来接触作家的创作，而不可能像刻本时代的读者那样，可以通过‘别集’、‘全集’的形式去了解作家作品的。”我们在讨论作家群体形成、作家之间的交流和影响时，应充分理解和吸收徐俊先生的这一观点。又如在对齐己诗中涉及诗集题咏的篇目以及相关资料的梳理后，他指出：“从顾陶所记众多著名诗人‘正集未得’、‘文集未行’，以及上面所举诗题中反映出的诗集流传情况，我们不难推知‘正集’以外‘亦无定卷’的临时性诗歌选集，在写本时代的实际流通中所占的主体位置，而这才是敦煌诗歌写本产生和流传的背景。”这样的结论是符合唐诗流传的实际情况的，与凭空立论的无根之谈大异其趣。作者还强调说：“在过去关于诗集流传的研究中，对诗人之间互相寄赠、索阅诗集以及诗集题咏的情况往往较少关注，而这恰好是我们考察当时诗集传播的另一个不应忽视的视角。”这是非常有识见的，表明作者对文学史问题思考的敏锐。回顾二十多年来的文学史研究，经验多，教训也不少，但大多数值得称道的文学史研究成果的出现都有这样的规律：在文学史料的整理基础之上，来讨论文学史运行的规律，解决文学史问题。中国文学研究要取得突破性进展，必须踏踏实实地把基础文献工作做好，在丰富而充实的文学史料之上探寻文学史运动规律，结论才令人信服。
最后要特别指出的还有徐俊先生诚实、负责的治学态度和严谨、踏实的学术风格。作者在《前言》中设专门一章介绍敦煌诗歌整理研究概况，表现出对前人辛勤劳动应有的尊重。在具体诗集整理中，也不惮其烦地列举众说，在书末“征引及主要参考文献”中列有长达十七、八页的研究成果目录，这不仅说明作者用力之勤，也说明其治学态度的严谨和实事求是的作风，学术界应该大力倡导这样的学风，如果一部著作、一篇文章参考别人的研究成果而故意回避，或技术地重复前人的话而改头换面表现出来，学术如何发展！面对今天大量的由于急功近利而产生的重复劳动和似曾相识的成果，我们能不警惕！希望多一些像徐俊先生这样的学者，他们应该深深地敬爱着自己的事业，时刻表现出对学术事业的良知和责任感。
（《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中华书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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